珠宝匠第1630篇原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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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先生说：中国的千年簪史，写到清代时，忽然变了调。玻璃取代了玉石，弹簧代替了流苏，奇幻动物代替了传统纹样——西洋簪的出现，让东方女子发间那一贯温润含蓄的叙事，猝不及防地翻开了新的一页......
自周代起，少女便用一根骨笄挽起三千秀发，那是她生命中第一场庄严的仪式：及笄礼；
到了汉代，发簪的意义，从家族仪式又多了一分男女情谊。女子将心爱之人赠予的发簪插入发间，那是她对爱情最温柔的向往；
明朝时，当女子嫁作人妇、梳起发髻之后，她耳畔那枚石榴纹簪，便悄悄传递着对于子嗣的殷切期盼；
......
千百年来，这根细长的发间饰物，从来没有简单地“美”过。它是笄礼上的成年宣言，是嫁妆匣中最郑重的“定情信物”，更是一个女子一生中所有重要时刻的无声见证。
然而，到了清朝，这份含蓄而又深沉的东方浪漫，却迎来了一场意外的“西洋奇缘”。
钟表上的彩色玻璃被拆下，取代了发簪上的珠宝玉石；西洋机器上的弹簧装置，代替了传统的珠串流苏，蝴蝶在发间微微颤动；甚至一只来自欧洲博物插图中的“飞龙”，也被中国银匠改制后，落入了紫禁城后宫女子的妆奁。
这些西洋发簪乍一看“不伦不类”的，但细细品味之后，却给人一种天马行空的奇趣与大胆。
今天的这篇文章，就让我们一同掀开清宫旧藏的卷宗，一探这些“中西混血”发簪背后的秘密~
清朝宫廷，为何有这么多西洋货？
清朝初期，当时在位的皇帝们，其实对洋人没什么好感。
从顺治到康熙初年，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，朝廷接连颁布了五次禁海令、三次迁海令，山东至广东沿海的居民被官府强行内迁30至50里，所有的房屋、船只尽数被烧，中国整个东部海岸线，长期处于关闭的状态。
而这一时期的欧洲，早已进入海权时代。
为了拿下中国这块大肥肉，荷兰、葡萄牙、瑞典、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商船和使节相继东来，满载能够代表当时西方科技水平的仪器、生活用品、钟表、玻璃画等陈设摆件，纷纷降低姿态，假借“朝贡”的由头，希望觐见清朝皇帝，进行贸易往来。
但由于清初严厉的海禁政策，他们只能在规定的时间、规定的地点获得有限的贸易许可，如同客人一般，刚尝到甜头就得走。
直到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随着海禁政策被解除，南方沿海广州、漳州、宁波、云台山四地设立海关管理通商，大批的西洋货涌入国内。
次年，广州的粤海关指定了一批有实力的行商，协助处理与洋商的贸易往来，广州十三行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到了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，由于英国商人洪任辉在宁波一带的扰攘事件，乾隆皇帝一怒之下，颁布“一口通商”政策，规定西洋各国商人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。
自此，广州正式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，而广州十三行则成为清代皇家获取西方珍玩最关键的渠道。
这些行商们，身份复杂得很。他们不仅在商贸上垄断中西交易，更承担着为宫廷“采办官物”的政治任务。
每逢元旦、万寿、端阳等节日，两广总督、广东巡抚、粤海关监督为了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，便会委托十三行的行商们去洋船上搜罗，紫檀木、象牙、珐琅器、鼻烟、钟表、玻璃器、甚至珍禽异兽，只要是皇帝喜欢的，就没有他们买不到的。
到了乾隆年间，喜欢赏玩和收藏奇珍异宝的乾隆皇帝，更是下令采购西洋物品“不必惜费”，彻底掀起了官廷内的洋货热。
当然，这些西洋货进了宫，并不总是作为装饰物，摆着不动。
酷爱钻研的乾隆皇帝闲暇时，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拆解这些西洋物件，细细端详内里精密的构件，再将其交给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设立的“珐琅作”、“做钟处”、“玻璃作”等部门，研究其核心技术——如微型齿轮传动、弹簧发条机制、金属画珐琅以及多面玻璃切割工艺，并将其运用到全新的设计中。
而一只只造型奇异、款式精美的西洋簪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。
珐琅手簪：瘆人？迷人？
珐琅手簪，是清宫西洋簪中极具代表性的品类之一。
自宋朝起，随着佛教的盛行，簪首为佛手造型的发簪便风靡一时，寓意为佛教禅语“拈花一笑”。
虽然佛手簪工艺精湛，但受限于材质，无法模拟出手指尖那抹若有若无的血色与肌理。而西洋金属胎画珐琅技术的出现，恰好补上了这一环。
这种技术，简单说来，就是用珐琅直接涂画在金属胎上，经过烧制后便可显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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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白珐琅那莹润、微透的光泽感，经过反复的上釉、烧制，竟然与皮肤的质感有几分相似，为寓意吉祥的佛手簪，赋予了一丝前所未有的真实感。
比如，这只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的珐琅手簪，是乾隆皇帝的继后那拉氏的遗物之一。
簪首为佛手造型，手上施以白色珐琅彩，五根手指粗细分明、弯曲自然，造型栩栩如生，手指间拈着一颗水滴形珍珠，随着佩戴者的动作在发间轻盈摆动。
佛手的手腕处，嵌了一粒小钻石，三种截然不同的材质被安置在同一个簪首上，浑然天成，给人一种超越时代的美感。
由于过于真实，乍一看，反而有点瘆得慌~
另外一件镶嵌红宝石的佛手簪，同样是继后那拉氏的遗物。
簪首同样为佛手造型，施以白色珐琅，给人一种纤纤玉手的柔美，手腕处点缀红宝石腕饰，镂空卷叶纹的金属小袖口恰到好处地箍在腕上，半遮半露，给人一种含蓄内敛的美。
这两枚西洋佛手簪，究竟是西洋进贡而来，还是清宫造办处的匠人仿制的“中国制造”，由于时间过于久远，还未有定论。
但无论是哪一种，它的出现，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清代宫廷首饰的工艺谱系，中西方文化也在这枚小小的发簪之上，完成了一场优雅的互望。
玻璃花簪——摇曳在鬓角的“万花筒”
除了造型有些瘆人的珐琅手簪，玻璃花簪，也是这一时期清宫后妃妆奁中最为别致的西洋首饰。
前面J先生有提到过，乾隆皇帝特别喜欢拆东西，尤其是来自西洋的钟表。
而拆下来的各个零件也各有去处，机芯留在做钟处，或维修或仿制；钟表上的装饰性配件，如彩色玻璃花、珐琅片等，则交到了累丝作、玻璃作的匠人手中。
在珠宝匠人的反复揣摩、构思下，一件件造型精美、绚丽夺目的玻璃花簪应运而生。
簪首以彩色玻璃镶嵌成花朵的造型，花心以珍珠或彩宝作为点缀，色彩斑斓的玻璃切片，在光线的照耀下绚丽、夺目，与温润的珍珠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。
除了材质上耳目一新，簪首上方那一段或数段精巧的西洋金属弹簧装置，更令人拍手称妙。
这些弹簧细若游丝，被藏在蝴蝶、蜻蜓等昆虫造型的背面，随着佩戴者的步伐微微颤动，为原本静止的簪子赋予了一丝灵动。
看到这儿，可能有小伙伴会联想到中国的传统发饰——步摇。
步摇自先秦时期以礼制饰物的身份出现，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，在唐代尤为流行。
唐代的步摇样式繁多，多用金玉制成鸟形，在钗头上常常缀以鸟雀、凤凰花朵等，下端则垂有珠子、流苏等饰物，使得步摇摆幅更大，异常的柔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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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有一种精巧的弹簧步摇，虽然没有流苏和链子作为垂饰，但造型简单精致，会随着女子的走动而摇晃，深受唐代女子的喜爱。
而西洋精密的金属弹簧丝的运用，让这种“颤”的效果，产生了质的飞跃。
中国传统匠人手工缠绕的弹簧丝，弹性有限，时间久了容易变形。而西洋机械钟表上拆下来的弹簧丝，是为了承受发条持续释放的张力而设计的，弹性和耐用度，远远超出了装饰用途的需要。
当发簪上的手工缠丝被这些细密的西洋金属弹簧装置所替代后，发簪上的昆虫颤动的更轻、更快、更持久，幅度也更为精准、克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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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样，动与静、花与蝶、东方的簪饰与西洋的机械，两种不同地域的审美，在同一件小小的发间饰物上，达成了不可思议的和谐。
玻璃动物簪：瑞兽穿上西洋的彩衣
除了花朵造型，玻璃簪中还有一类动物主题的发簪，也格外灵动、出奇。
喜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之鸟，象征好运、喜庆与幸福。
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的“西洋玻璃鹊首银脚簪”，便以喜鹊为题材，鹊身由红色和绿色玻璃点缀，鹊鸟低垂着头，双翅展开作滑翔状，鸟喙与两只前爪合力抓住五颗珍珠，末端还串着一枚红色玻璃坠角。
充满动态感的飞鸟造型，搭配彩色玻璃与珍珠，散发出浓郁的欧洲自然主义气息。
艾虎是古代端午节佩戴的时令首饰之一，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已出现，借助艾草的纯阳之气和老虎的神兽威仪，来驱除五月“恶月”的毒虫作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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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清代，这种习俗不但未衰，反而因为有了西洋材质的加入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下面这件玻璃艾虎簪，簪首的正中是一只采用累丝工艺的艾虎，工艺精湛，两根极细的金属弹簧丝高高竖起，顶端各缀一粒珍珠（其中一颗缺失）。从侧面看去，随风轻动，为艾虎增添一丝生机。
艾虎的四周，红、绿、紫、蓝等各色切面玻璃环绕排列，光线落上去后，便折射出不同颜色的光晕，配色显眼、大胆。
一边是西洋玻璃的绚烂、冷冽，一边是中国累丝的精致、细腻，两种不同的质地，在这只小小的端午时令簪上不期而遇，却又莫名妥帖。
与前面那些轻盈灵动的喜鹊簪、艾虎簪相比，清宫旧藏中还有一种长着翅膀的飞龙造型的簪子，造型之奇异，足以让人愣上几秒。
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这对被定名为“嘉庆铜镀金嵌西洋玻璃飞龙簪”的对簪，簪首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西洋龙——扁椭圆的身形、弯曲的尾部，还有一对类似蝙蝠的翼。
但清代宫廷并不叫它“西洋龙”，乾隆皇帝在造办处档案中称它为“嵌金刚石飞蛇”，《大清会典》则记为“金刚石螣蛇”。
螣蛇，中国古已有之。
荀子在《劝学》中就曾记载：“螣蛇无足而飞”。汉代以后，螣蛇与神龟相缠，成为北方玄武的组成部分，又被道教纳入神系，人格化为真武大帝，庇护征战胜利。
可中国神话里的螣蛇与寻常的蛇样貌相差无几，而簪子上的“西洋龙”却长着翅膀。乾隆皇帝为何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？
其实，明清刻印的《山海经》插图中，就有用翅膀表现会飞蛇类的例子——明代万历刊本中的鸣蛇、清人吴任臣《山海经广注》里的化蛇，都长着翅膀，外观与这支飞龙簪十分相似。
而乾隆皇帝也许看过此类的书籍，但鸣蛇、化蛇属于不祥之物，不宜作为装饰；而螣蛇寓意武运昌隆，与这支簪的用途正相契合。
更有趣的是，发簪上飞蛇的来历。
它的造型很可能源自欧洲博物学家葛斯纳16世纪《动物志》中的插图，后经由英国詹姆斯·考克斯作坊制成钟表配件，随钟表漂洋过海抵达广州。
在送进紫禁城后，被乾隆皇帝下令拆下，由造办处的匠人镶嵌在发簪之上，再冠以“螣蛇”这一古老的名字，最终点缀在妃嫔的鬓边，成为了清代西洋簪中最个性的存在。
累丝花鸟簪：东方金工上开出了西洋的花
累丝工艺，又称花丝工艺，依靠堆、垒、编、织、掐、填、攒、焊八大工艺，将金、银、铜等抽成细丝，以堆垒编织等技法制成。
早在汉代时，巧手工匠们就已做出了成型的花丝镶嵌制品。
盛唐时期，唐代女子开放而自信，服饰华美，妆容靡丽，花丝技艺被更广泛地运用到了首饰制作上。到了宋元时，花丝工艺已相当成熟，做出的首饰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去看，也会击节赞叹。
明代的花丝镶嵌更是达到巅峰阶段，集传统花丝、镂雕、錾刻、镶嵌技术之大成，极尽奇巧细致。
到了清朝，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，西方珐琅、多面切割玻璃以及西洋纹样相继传入，让古老的累丝簪有了新的面貌。
这只清代乾隆时期的金累丝西洋花簪，簪首分两层。
下层为累丝卷叶纹，金丝盘绕出层层叠叠的叶片，叶脉清晰，边缘微微卷翘，部分叶片施以点翠，幽蓝的翠羽在金色的底子上显得沉静而内敛。四颗珍珠零星点缀其间，为整体设计增添一丝温润之感。
簪子上层是一只由粉红、蓝色、透明玻璃薄片拼成的鸟，鸟的双翅张开，似乎要飞往下一个目的地。
而这便是最奇妙的冲突——下层是纯粹的中国工艺：累丝的繁密、点翠的幽蓝、珍珠的温润，每一处都藏着千锤百炼的技艺；上层却是一只用西洋彩色玻璃拼出的鸟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或调和，就这样简单的叠在了一起，各有各的领地，互不干扰。
这只融入西洋画珐琅工艺的金累丝珐琅花簪，金累丝缠卷出一株西洋卷叶式折枝花，翻转的叶片由下而上不断攀伸，主枝一侧环绕着两朵盛开的花朵。
一朵以全正面呈现，另一朵则半露花形，花瓣外缘以点翠连缀出弧形的轮廓，那幽蓝的翠羽紧紧贴合着花瓣的走势，为花朵勾勒出一道沉静而奢华的边界。
花的中心以白色画珐琅点缀，其中一朵花的中央嵌一颗尖晶石，并以带状金属牢牢固定，尖晶石的玫红在白珐琅的底色上显得格外跳脱。
金累丝的精致、点翠的幽蓝、珐琅的细腻、尖晶石的明艳，中西方最精湛的技艺，被同时展现在同一支发簪之上，他们之间没有过渡，没有掩饰，就这么直接地并列着，反而成了一种坦荡的美。
在传统与舶来之间，清代的西洋簪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——它不是简单的“拿来”，而是在并置中彼此成就，在吸纳中悄然转化。
这一根根凝固在女性发梢之上的发簪，并不单单是件装饰品，更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生动注脚，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美学符号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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